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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共和国记忆】捣毁“白阳道”

  上世纪50年代末,贵州省公安厅调遣秘密力量深入虎穴,与盘踞一方、多次躲脱我公安机关追捕打击的“白阳道”道首斗智斗勇、巧妙周旋,最终一举捣毁这个严重危害社会、危害人民的反动会道门团伙组织。


  乍暖还寒

  1952年,时值贵州大规模的剿匪斗争进入尾声,历经多年战乱的贵州各地百废待兴,群众急切盼望着安定的生产生活秩序。

  是年初,国民党潜伏特务郑东群、邓永科串通威宁县的反动“会道门”白阳教道首薛建廷,大肆进行封建迷信活动,蛊惑群众与党委政府对抗,甚至密谋在当地组织武装暴动。获知情报后,省公安厅立即组织多地警力于1952、1954年对威宁县白阳教反动组织开展了两次大规模的取缔行动,抓获以郑东群、邓永科为首的一批反动“会道门”道首,遣散了众多被“会道门”洗脑的教徒,并在当地召开公判大会,公开处决了郑、邓二人。

  然而,道首薛建廷等人却凭借天时地利侥幸漏网,多年间深居简出,活动十分隐蔽,成为了当地公安机关的一块心病。西南公安部也将此案列为督办案件。

  1956年夏天,云南警方在侦破“白阳道”昆明总坛案件中,获知“蛰伏”多年的薛建廷曾通过书信与昆明总坛孙文正联系,欲东山再起。为了从组织上彻底摧毁这个反动“会道门”组织,公安厅领导经过多次研究,决定抓住薛建廷急于与昆明联系这个机会,派遣侦查员化妆成孙文正的随驾坛主,以指导威宁道务活动名义顺线打入,开展正面侦查,待机一网打尽。

  经多方考虑,组织上确定由西南公安部调往贵州、对敌斗争经验十分丰富的一处副科长焦国华担此重任。时年30岁的焦国华出生在四川西康一个贫寒家庭里,打小就到重庆一家工厂里当学徒,饱受过旧社会的压迫和苦楚。参加公安工作后多次参与过剿匪、反特行动,是十分合适的人选。

  面对组织的重托,焦国华二话不说立刻袒露了自己的心声:任务虽苦,也十分危险,但却是组织对我的极大信任,有大家的智慧和力量,我愿接受这次艰苦复杂和面对面的挑战。

  多年的斗争经验告诉他,开展内线侦查,是一项十分微妙又艰巨的任务。要想一网打尽这伙狡猾的敌特,首先必须做到知己知彼,了解他们的活动规律和特点。此前,他对反动“会道门”的情况不是很了解,对会道门中的各种规矩更是一窍不通,因此,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做好一切准备,编造一套足以使对方相信的履历和关系人,并且掌握白阳教道坛中常用的礼仪、愿文、道点仪式、讲义文件,以及云南地区白阳教的组织沿革,各个时期的活动情况和一些主要道首的外貌、特征、爱好、居住街道、房屋形状、联络地点等一连串的情况,以备后患。

  充分的准备是战胜敌特的首要环节。焦国华不分昼夜的练习会道门的一切道规礼仪,疲倦了就用冷水洗把脸,振奋下精神再学。为使自己磕头、作揖、敬香、点道等动作不被敌特识破,看似很简单的动作,他每次都要练上千遍,一天下来常常腰酸背痛。为熟悉白阳教的各类道规,他查阅了大量白阳教的档案文件,以及道内的古典。此外,他还数次前往昆明实地走访勘查和提审嫌疑人,两个多月一天也没有休息过。

  深入虎穴

  完成准备工作后,焦国华以昆明“白阳道”道首张敬华的身份,带着装扮成随驾坛主的侦查员刘国权按照约定的时间、地点、隐语和暗记,来到了威宁县十里铺镇,见到了薛建廷的亲信和随驾坛主夏某某。

  可是,夏某某对焦的到来却十分疑虑,深夜2点,他才带着焦国华和刘国权2人出门前往长虫山,来回绕了两个多小时后,突然说自己记错了,薛建廷今天不住长虫山,可能是住在二塘村的钱某某家。直到焦国华以使者身份发了脾气,他才匆忙带着一行人夜暗中又蹒跚了1个多小时,才来到二塘村的钱某某家,见到了漏网多年的老狐狸薛建廷。

  与薛一见面,一场面对面的较量就开始了。薛建廷向焦国华施礼让座时,乘机在焦国华的身上摸了几下,看他是否带有武器。焦国华明知对方心思但却假装若无其事,故意让对方知道自己身上并没有携带武器,以解除对方的戒备。接着薛建廷又以道规仪式和道内的古典进行了连续的盘问,连孙文正的饮食喜好和房屋结构、形状走向都一一问到,焦国华对答如流,总算应对下第一次考验。

  表面称兄道弟,暗中薛建廷却安排喽啰们对焦国华的一举一动进行着全天候的监视。一次,侦查员刘国权在薛建廷的门外站了几分钟,立即被监视的人发现并报告了薛建廷,薛建廷随即在言语中表现出了对他们的不满。为打消薛建廷的顾虑,焦国华当着薛建廷的面大骂刘国权不懂规矩。事后,焦国华判断薛建廷并没有完全信任他,于是,他们也加强了警惕性。

  按照白阳道的规矩,道徒每天都要向老母和道首行早晚礼,一天下来少则要磕上千个头。一天,上贡香前,薛建廷突然提出让焦国华来点佛灯。点佛灯本是白阳道整个礼节的一个细节,前期准备时焦国华并未注意到。但事到临头又不能露出破绽,于是他立即显得十分尊重地说:“你是前辈,怎么说都该您来点”。没想到狡猾的薛坚持要让焦来点灯,无奈下他只得端起上级的口吻说:“你推来推去的,叫下面看着不好吧,不必推辞了”。薛只得乖乖从命…….

  面对各种复杂尖锐的“考核”,焦国华一次次的挫败了敌特的阴谋,也渐渐取得对方的信任。薛建廷也一点点地向他透露了他近年重新纠合起来的东、南、西、北各号负责人及主要成员的情况,提出“唤醒”各号负责人前来“上班”,让焦国华来向大家传道,确定威宁“白阳道”下步的发展和任务。

  眼见着“一网打尽”的机会来了,可由于薛建廷三天两头变换驻地,使得出发前制定的与上级联络方式失去了作用,而新的组织关系又无法建立,眼瞅着抓捕良机就要错过,焦国华心如油煎。于是,他以昆明孙道首布置的“先去成都接线”为由,让薛建廷推迟威宁“上班”时间,待他联系上成都扩大势力后回来再传道。

  狡猾的薛建廷并没有当面驳焦国华的“面子”,却提出“请老母定夺”,即用拈阄方式来决定。他随手从一个学生作业本上撕下一张纸,一分为二,让焦国华分别写上“可以走”和“不能走”字样,拈到“可以走”就走,拈到“不能走”则不走。对这个小伎俩,焦国华当然毫不费力就能化解。但拈阄前要磕多少个头,焦国华并没有预料到,前期提审在押道首时得到的说法都各不相同。为把假戏做得更真,他十分虔诚地向老母和大师都磕了35个头(道规为135个)。没想到这下立即引起了薛建廷的怀疑,严厉的责问他道规改了么?

  由于事前掌握到薛建廷与昆明的联系中断已久,焦面不改色地说,54年以后为适应新变化,在特殊环境可以少磕些头,公开场合还可以不用磕头,只要在心中默念都可以的,这是为了工作方便。经他这么一解释,薛建廷立刻打消了怀疑。于是,他顺利地拈到事前作了手脚的“可以走”那张纸条。

  一网打尽

  在历经5天5夜的斗智斗勇后,焦、刘二人又回到了战友们的身边。省、地、县三级公安机关领导在详细听取了情况汇报后,迅速研究了集中抓捕的行动方式,并指示焦、刘二人再次潜入白阳道老巢待机行动。

  没有出乎上级预料,焦、刘二人一回来,立马就遭到薛建廷的反复盘问:成都的主要街道都叫什么?有何特征?沿途都经过了哪些地点等等?由于上级事前都作了十分周密的安排,焦国华一一对答入流,特别是他拿出同事在泸州买来的土特产请大家“打牙祭”,更是让薛建廷深信不疑。于是,薛建廷传令下去,要求东、南、西、北各号负责人近期准备前来集中听道。

  焦、刘二人的卧室,与薛藏身的夹墙仅一墙之隔,一丁点动静对方都能听得清清楚楚。为了继续麻痹敌特,他和小刘丝毫不敢懈怠,每当传递情报时,就一人盯梢、一人用手电筒照着蒙在被子里密写,每次工作下来都是满身大汗。几天后,薛建廷没有发现焦、刘二人什么破绽,便主动找焦国华商量“上班”的时间、地点和参加人员。

  眼见破案时机成熟了,没想到薛建廷又提出一个问题,就是指定一个曾被我公安机关打击处理后,暗中还在与白阳道往来的女道首谭某某参加,说谭某某对道很忠诚。谭某某被抓获后,焦国华亲自审讯的,如果她来参加传道,焦国华势必会暴露,必会影响全盘计划。于是,焦国华严厉地对薛说:“她被抓后判了14年,为何仅关了4年就放出来了?是否是政府有意安排她出来当暗探?即使她对道很忠诚,那么共产党又是否会放心她呢,会不会暗中监视、等待机会将大家一锅端呢?”焦国华的一席话,也让薛建廷也不由心里打起了鼓,虽然是薛一手提拔起来的,但他也同意对谭某某观察一段再说。

  就这样,“上班”的时间终于敲定下来。第三天晚上,当全县13名道首全部按时集中到薛的住处,聆听着焦国华给他们传达最高道首的“中道法”、憧憬着东山再起的梦想时,立即被数倍于敌的公安民警围了个水泄不通,只得乖乖束手就擒。本想乘乱从夹墙逃跑的薛建廷,也被早就将周边地形熟记在心的焦国华带人堵个正着。

  此战共计抓捕潜逃7年之久的薛建廷在内的威宁县主要道首13人,缴获一批作案工具和非法道产。从打入敌穴到战斗结束,焦国华和刘国权前后与敌特面对面的呆了7天8夜。

  1959年,焦国华出席全国首届政法系统英模表彰大会,受到毛泽东主席等领导的亲切接见。后因工作需要调往六盘水市公安局,历任科长、副局长等职,1980年代退休。



孟雄

贵州日报当代融媒体记者 方勇

编辑 施昱凌

编审 王璐瑶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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